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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大昕宣南事略
钱大昕宣南事略
作者:qianhome    文章来源:来源    点击数:3343    更新时间:2007-11-26    
 钱大昕,字晓徵,号辛楣,又号竹汀。江苏嘉定(今属上海市)人。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(1728年2月1 6日)生。祖父钱王炯,字青文,号陈人。“生而颖敏,好读书,……家贫,以课徒自给,亲旧家有藏书,辄借读之,虽盛暑沍寒,未尝一日少辍”。[1]其治学受嘉定先贤及清初考据学风影响,认为“读书必先识字”[2],很重视四声清浊之辨别精审,对音韵训诂之学研究有素。钱大五岁时起,便从祖父学,“授以经书,稍暇即与讲论前代故事,详悉指示,俾记忆勿忘乃止”[3]‘钱大昕之父名桂发,字方五,号小山,少承庭训,以读书立品为务,有文名,亦以授徒自给。“遇少年质美者,必教以兼通古学,勿蹈科举空疎之陋”[4]。钱大昕自幼受家庭影响,勤学深思,奠下了严谨朴实的治学基础。
  乾隆九年(1744),钱大昕15岁,考取秀才,有神童之目。十四年,入苏州紫阳书院肄业。院长王峻(字次山,号艮斋,江苏常熟人,雍正二年进士)“以古学提唱后进”[5],又精于地理之学,“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”[6],期许甚厚。钱大昕说:“子之从事史学,由先生进之也”[7]。就读期间,钱大昕还曾往谒乾嘉学术大师惠栋,“与论《易》义,更僕不倦”[8]。惠栋长钱30余岁,视钱为“可与道古者”[9],结为忘年之交,钱大昕治经,受惠栋影响不小,又多有独自创见,《清史稿》钱传评惠钱学术关系云:“大昕幼慧,善读书,时元和惠栋、吴江沈彤以经术称。其学求之《十三经注疏》,又求之唐以前子、史、小学。大昕推而广之,错综贯串,发古人所未发”。[10]
  紫阳书院是江南人文之乡的著名书院,名师执教,人才辈出。钱大昕与王昶、曹仁虎同时入学,三人“食则同炊,夜则联床”[11],相交尤笃。同窗好友中,还有王鸣盛(钱大昕妻王舜英之兄)、吴泰来、赵文哲、黄文莲,“相与镞厉古学”[12],均擅诗,以辞章名,有“吴中七子”之称。
  十六年,乾隆首次南巡,钱大昕迎驾献赋,召试,特赐举人,以内阁中书补用。次年,钱大昕北上任职,第一次踏入都门。自此居京师长达23年之久。抵京后初寓宣武门外绳匠胡同,之后曾七次移居,其《移寓珠曹街与礼堂夜话》诗中有“五年光景七移居”之句,自注云:“予以壬申(1752)六月至都,寓绳匠胡同;十二月,寓草厂胡同僧舍。癸酉(1753)二月,寓潘家河沿;九月,寓椿树胡同。乙亥(1755)二月,寓闵忠寺街;六月,寓横街。至是凡七移寓矣”[13],诗作于乾隆二十一年,此时又移居珠曹街,又称珠巢街,即今日宣武区珠朝街。五年七迁,居址均在北京宣武门外迤南一带泛称“宣南”的地区。其后,钱氏又曾移居宣武门外大街、官菜园上街、将军教场胡同,亦在宣南,则移居已达十次。钱氏入京第三年(乾隆十九年)会试成进士,选庶吉士,散馆授编修,擢右春坊右赞善。累充山东、湖南、顺天乡试主考官。然毕竟是翰苑闲曹,薪俸不高,无力自置寓宅,不得不为求一安居之所而奔波。钱大昕从珠巢街移居宣武门外大街时有题壁诗一首,述其频繁迁居之苦云:“真似山僧惯打包,桑根三宿等闲抛。劳如车轴无停转,拙比林鸠未定巢。市近米盐喧耳畔,客疏尘土积堂坳。年来学得安心诀,容膝三间即乐郊。”[14]一位饱学之士、学术宗师,为迁居所苦,发出“桑根三宿”、“劳如车轴”、“鸠未定巢”之感叹,又于无奈之中,只能学得“安心之诀”,寄望“容膝三间”即可。难怪宣南士林精英俊彦常有长安好,居不易之愁怅。
  京师为全国政治、文化中心,宣南则人文荟萃,学者名流蔚集。钱大昕居京期间,得与四方名流交游,论文道古,相与切磋。老友如王鸣盛、王昶、曹仁虎;新知如纪昀、朱筠、毕沅、赵翼、程晋芳、陆锡熊、卢文招、翁方纲等,还有同年、同官以及慕名相访之学人名士,极为广泛。钱大昕在《炙砚集序》中说:“一旦辞家而仕于朝,与贤士大夫游,或接武于公廷,或相访于寓邸,出或同车,居则促膝,收直谅之益,极谈議之欢,经年累月,无间寒暑,思寻家庭长枕大被之乐,翻不可得。”[15]曹仁虎、王鸣盛、王昶均为钱氏紫阳同窗挚友,入都后均寓居宣南,“望衡对宇之际”,日夕过从,论学说文,钱大昕称为“此平生第一快事也”[16]。乾隆首下江南时与钱大昕同应召试特授內阁中书之谢墉、陈鸿宝、王又曾、蒋雍植、吴娘、褚寅亮、吴志鸿、孙梦逵相继入都后,亦常聚宣南,“或一月,或半月,辄小集……则相从谈诗文,杂以诙嘲,泥酒取饮,盖无日无之也”[17]。
  钱大昕与戴震相识订交亦在宣南。钱氏记与戴初识云:“(戴)性介特,多与物忤,落落不自得。年三十余,策蹇至京师,困于逆旅,缠粥几不继,人皆目为狂生。一日,携其所著书过予斋,谈论竟日。既去,予目送之,叹曰:‘天下奇才也’。”[18]随后,钱大昕向秦慧田推荐戴震,秦大喜,遂延聘至家中,助秦编纂《五礼通考》。又介绍戴震与纪昀、王鸣盛\王昶、朱筠等与之相识。自此,戴震名重京师,“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”[19]。钱戴订交,引为知己,二人业有相通,学各有长,学术建树宏富,乾嘉学派戴、钱各成一派代表,与同代前辈大师惠栋鼎足而三。钱对戴有很高评价,称其经学“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,由训诂以寻义理,实事求是,不偏主一家,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”[20],又赞其天算之学,“学通天人”[21]。戴震则说:“当代学者,吾以晓征(钱大昕字)为第二人”[22]。戴氏隐然自以第一自居,但仍称钱为当代第一,足见其敬服推重之高。
  钱大昕博通经史,考辨审实,造诣精深。江藩在《汉学师承记》中称其“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,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”,又称其“学究天人,博综群籍,自开国以来,蔚然宗师也”[23],另一位著名乾嘉学者浚廷堪更称誉钱大昕为集大成一代儒宗,认为钱氏之学,“体大思精,识高学粹,集通儒之成,祛俗儒之弊,直绍两汉者,惟阁下(钱大昕)一人而已”[24]。
  钱大昕于史学贡献甚钜,早年在紫阳肄业时,即博览史籍,乾隆十七年入都后旅居宣南,更专精史学,锲而不舍,终于撰成其史学代表作《廿二史考异》。钱氏在该书自序中述成书经过云:“予弱冠时,好读乙部书。通籍以后,尤专斯业。自史、汉讫金、元,作者廿有二家,反复校勘,虽寒暑疾疢,未尝少辍。偶有所得,写于别纸。丁亥岁,乞假归里,稍编次之。岁有增益,卷帙滋多。戊戌设教钟山,讲肄之暇,复加讨论,间与前人闇合者,削而去之;或得于同学启示,亦必标其姓名,郭象、何法盛之事,盖深耻之也”[25]。钱氏所述“通籍以后”至“丁亥岁乞假归里”,其间计十五年,正是钱氏旅居宣南之时。可见,钱大昕在宣南寓斋辛勤耕耘,《廿二史考异》已奠下基础,初具规模,或可说已成初稿。钱氏自序写于庚子年,即乾隆四十五年,此时钱大昕已从弱冠之年到52岁了。全书一百卷,历28年而成。钱氏认为:“史非一家之书,实千载之书。祛其疑乃能坚其信,指其瑕益以见其美,拾遗规过,匪为齮龁前人,实以开导后学。”[26]全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,对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至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二十二朝正史全面考证、辨异、校勘、补遗,开清代史学考证之先河,影响甚大,是我国优秀史学遗产之珍品。
  钱大昕治学,范围博大,学术领域至广,不仅经学、史学有突出贡献,对小学、算学、校勘学、金石学等均有深入研究,造诣精湛。例如算学,钱大昕居京时,常与同年褚寅亮、吴朗等研讨九章算术暨西洋测量三角诸法。尚书何国宗(字翰如,亦字约斋,直隶大兴人)久领钦天监事,精于天算历法,曾慕名往访钱大昕,对钱氏论说天算之学极为赞赏,称钱为“今之贾逵也”。钱大昕一次在宣南纪晓岚寓所与戴震相遇,三人论及天算之学。戴震极称其师江永算术不下于梅文鼎。钱大昕则认为江永之学大都据西法引申。而梅文鼎能用西学,江永则为西人所用而已。钱大昕著《答问》一篇,凡二十四条,阐述有关天文历算见解。还与朱筠讨论“太阴”、“太岁”之说。又应用算术观史,提出“岁星纪年”、“太岁太阴”等问题,认为古法“岁阴”与“太岁”不同。《史记》太初元年所谓“焉逢”、“摄提格”,是“岁阴”,而非“太岁”。钱大昕有关天算之学重要成果是《三统术衍》。晚年又撰成《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》[27]。
  钱大昕另一学术贡献是金石学。钱氏很重视金石碑版之搜求,认为金石之学对于考史补史极为重要。《竹汀居士年谱》记钱“至身所经历,山匡水畔,黉宫梵宇,有断碑残刻,必别鲜拂尘,摩挲审读,或手自推拓。积三十余年,遂成巨富”。京师宣南琉璃厂更是钱大昕日常驻足之地。《钱竹汀先生行述》亦记钱氏“在京寓,暇即读经史,日以为常。间往琉璃厂书市,购得汉唐石刻二、三百种,晨夕校勘,佐以史事,为之拓尾,考证金石文字自此始”。《金石文跋尾》二十五卷,是钱大昕金石文字研究心得之结晶。乾嘉学派著名学者王鸣盛为之作序,认为古来金石学名家有宋之欧阳修、赵明诚,明之都穆、赵崡,清之顾炎武、王澍、朱彝尊七人。而钱大昕“乃尽掩七家,出其上,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”,评价极高。梁启超论清代学术,称金石学在清代“彪然成一科学”,顾炎武为斯学滥觞,而继起诸大家则首列钱大昕[28],可见钱大昕于金石学之贡献及其学术地位。
  钱大昕于金石学最重考史补史,此亦钱氏史学实证精神之一端。乾隆三十五年,京师琉璃厂窑产掘土发现一座古墓,墓主骨骸犹存,墓有石碑埋地下,书墓主墓志。钱大昕闻讯立即赶去,拟拓下碑文。不料此时距发现时已十天,墓主骨骸已移葬,碑亦掩埋。钱大昕极为怅憾:“世竟无拓本,惜哉!”所幸主事者已将碑文抄录,钱大昕得以借回审读,此碑所记墓主为辽蓟州刺史、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,“子姓皆通显,而姓氏不载正史”。钱大昕特为撰写《记琉璃厂李公墓志》并以碑考史,证明碑文所述辽太祖、太宗、世宗、穆宗、景宗祖尊号,皆与史合。又据之补《辽史》所缺。特别是碑文记墓主“…薨于卢龙坊私第,年十八,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都燕下乡海王村”。钱大昕据此指出“辽南京城因藩镇之旧,唐时闵忠寺在城内东南隅,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,正可互证。而海王村之名,亦好事者所当知也”[29]。钱氏所述辽南京城地望,以及唐闵忠寺及清琉璃厂位置,正在今北京市宣武区所辖地域之内。今人赵其昌考证,燕下乡,即唐代之燕夏乡,其地在当时东城墙迤东至今广渠门一带,海王村则为燕下乡所属村落,其区域在今琉璃厂到东单御河桥之间。钱大昕记琉璃厂李公墓志一事,仅是钱氏金石考史补史之一例,而其对历史文化遗存之珍爱,则为宣南留下一段佳话,可资启迪者多矣.
  乾隆三十二年,钱大昕夫人王舜英去世,钱于是年告病还乡。两年后,又回到北京,补原官翰林院侍讲学士,入值上书房,迁詹事府少詹事。随后干三十九年派充河南乡试正考官,再次出都,旋任广东学政。四十年,钱父卒,返里守制。服阙,又丁母忧。从此告病不再复出。在此期间,钱大昕曾先后出任南京钟山书院、松江娄东书院院长。乾隆五十四年,在阔别37年之后,钱大昕回到受业之地苏州紫阳书院任院长。从钟山到紫阳,执掌杏坛长达30余年,作育英才,树人百年。“三吴士人骏驶向化,并有他省好学之儒不远千里载贽执经者,为向来未有之盛事”[30]。当时,受业于钱大昕门下者,不下二千人,都是秉实事求是精神精研实学者。其中有不少卓越学者,如此前典试外省时之门生邵晋涵、李文藻,又如书院学生李锐、夏文焘、朱骏声、孙星衍、钮树玉、潘世恩等,或于史学,或于金石、版本,或于舆地、天算、音韵等均有突出建树,是清代乾嘉学派中之佼佼者。
  苏州紫阳书院是钱大昕受业之所,又是其学术肇源之地。钱氏通籍后先后居京师宣南长达23年。宣南地处京师,八方辐辏,贤士大夫云集。钱氏居于宣南,纳各家之长,补己之短,切磋交流,形成钱氏独自学术风格,其造诣达于高峰。晚年钱氏又重返江南,入长紫阳,其学术曰益光大,授业解惑,影响所及自成一派。这种由南而北,由北而南之学术交流与融合,构成中国学术发展史上颇具特色之璀璨篇章,亦宣南文化独具之特色。嘉庆九年十月初一日(1804年11月2曰),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病卒于苏州紫阳书院,享年76岁。
  钱大昕著作宏富,其代表作已如前述。此外如《潜研堂全书》,收《三史拾遗》五卷;《诸史拾遗》五卷;《元史氏族表》三卷,《补元史艺文表》四卷;《通鉴注辨证》二卷;还有洪忠惠、洪文敏、陆放翁、王伯厚、王弇州年谱各一卷等。1989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潜研堂集》,计五十卷。

             (王汝丰: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)


  [1] 钱大昕:《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》。《潜研堂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868、869页。
  [2] 同上。
  [3] 同上。
  [4] 钱大昕:《先考赠中宪大夫府君家传》,同上,第871页。
  [5] 钱大昕:《江西道监察御史王先生墓志铭》,同上,第770页。
  [6] 钱大昕:《汉书正误序》,同上,第397页。
  [7] 同上。
  [8] 钱大昕:《古文尚书考序》,同上,第384页。
  [9] 同上。
  [10] 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第43册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13193页。
  [11] 钱大昕:《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曹君墓志铭》,《潜研堂集》第781页。
  [12] 同上。
  [13] 钱大昕《移寓珠曹街与礼堂夜话》,同上,第970页。
  [14] 钱大昕:《自珠巢街移居宣武门外题壁》,同上,第980页。
  [15] 钱大昕:《炙砚集序》,《潜研堂集》,第440页。
  [16] 钱大昕:《习庵先生诗集序》,同上,第436页。
  [17] 钱大昕:《中书舍人吴君墓志铭》,同上,第775-776页。
  [18] 钱大昕:《戴先生震传》,同上,第711页。
  [19] 同上。
  [20] 同上,第710页。
  [21] 钱大昕:《与戴东原书》,同上,第597页。
  [22] 江藩:《汉学师承记》卷三,第50-5l页。
  [23] 同上。
  [24] 浚廷堪: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二十四,中华书局,l998年,第220页。
  [25] 钱大昕:《廿二史考异序》,《潜研堂集》第407页。
  [26] 同上。
  [27] 以上有关钱大昕治算学事,见钱大昕《与戴东原书》、《答问》、《与朱大兴书》等篇,均见《潜研堂集》第407页。
  [28] 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商务印书馆,1932年,第94页。
  [29] 钱大昕:《记琉璃厂李公墓志》,《潜研堂集》第299—300页。
  [30] 钱东璧、钱东塾:《竹汀府君行状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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