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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各家之长立一家之言钱大昕方志学说初探
作者:qianhome  文章来源:来源  点击数1757  更新时间:2007-11-26 14:47:51  文章录入:admin  责任编辑:admin

 倪所安

编者按:今年是嘉定钱大昕先生逝世200周年。为纪念这位经学、史学、方志学大家,特转刊倪所安同志1989年发表在《古籍整理》刊物上的这篇力作。此文虽为15年前之作,但对钱大昕的方志学观点的论述,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尤其在剖析钱大昕方志观与章学诚、戴震的不同,并认为钱的观点独树一帜,“立一家之言”方面,具有创新性。钱大昕的方志理论和民国年间黄炎培、柳亚子先生的编纂理论和编纂实践,确立了上海地区传统方志理论在中国方志学术史中的卓越地位。

 

嘉定钱大昕(1728~1804),是清代乾嘉学派中杰出代表之一,其考史之功为当代史学家陈垣称为清代第一人,其学识也在清儒中最为渊博(梁启超语)。钱氏所处的乾嘉时期,是我国文化学术极为繁荣的时期,也是我国地方志编修进入全盛的时期。在清廷的倡导下,宿儒名贤大都参预了地方志的编修,钱大昕在其中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。他在考史中,稽阅了大量的地方志,又曾任事清一统志馆,与修《热河志》,主纂《鄞县志》、《长兴县志》,又为《乾道四明图经》、《云间志》、《会稽志》、《凤阳县志》、韩浚《嘉定县志》等作序题跋。其间,他融合各家之说,又据自身的实践,对地方志的性质和功能,以及纂修方法、资料搜集考订、篇目设置、人物传记等,形成独到的见解,作出了精辟的论述。他虽无方志学专著,但卓然自成一家,而成为他的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全面系统地整理、深入细致地研究钱大昕的方志学说,对丰富和发展中国方志学的理论,指导新方志的编纂,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
地方志为一方之征信

地方志的起源和性质的问题,是方志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,然自古以来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众说纷云。乾嘉学派另一位杰出代表戴震(东源)认为地方志源于古代舆地之书,修志应“悉心于地理沿革”,后人因此称他为“地理派”,又称为“旧派”。同一乾嘉学者、集方志理论大成者章学诚(实斋),则认为地方志“乃一方之全史”,它“源于古国史”,后人因此称他为“历史派”,又称为“新派”。两派各执已见,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钱大昕折合两家之说,称地方志“乃一方之征信”《鄞县志凡例》),并在《凤阳县志序》中进一步阐明:“志之为言,识也”,“古文‘志’与‘识’相通”。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,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,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,其志之权舆乎”(《潜研堂文集》以下简称《文集》卷二十四)

钱大昕是从“志”的本义来探索方志的起源和属性。他认为古文“志”与“识”相通,故地方志可谓是对一地认识的记载。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所记谱系;诵训掌道方志,诵述四方久远之事;土训掌道地图,以四方土地所生异物及土地善恶之势告王者,这些都是方志之源,是方志所要记述的基本内容。显然,钱大昕把方志看作是综合一方古今自然、社会状况并征而能信的载体。这种载体既非地理专门,亦非历史专门,而两者兼而有之。他既使方志越出了“图经”的概念,又使方志不同于“历史”概念。在当时“地理派”与“历史派”争论不休之中,钱大昕追根溯源,得此创见,实属难能可贵。

梁启超《龙游县志序》中曾指出,章学诚因“嫉视当时考证之学,务与戴东源主异”而在编纂地方志时“关于地理沿革率多疏略”,而钱大昕认为“舆地”与“官制”、“氏族”一样,是“史家所当讨论者”(《文集》卷二十四《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》),它不仅是史学的三个重要组成部门之一,也是地方志不可或缺的部门,“读史而不谙舆地,譬犹瞽之无相也。”(《文集》卷二十四《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》)他在《廿二史考异》等著作中“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,无不考而明之。”(阮元《十驾斋养新录序》)在主纂《鄞县志》时,他调查并撰写了《小江湖非西湖》、《甬桥非甬水桥》及《奉化郡》等的辩证载入新志。韩浚《嘉定县志》因忽视舆地,地志有诸多舛漏,对此他深为不满,一一调查驳证。

志无论大小皆道之所在

我国地方志事业为什么能经久不衰?究其原因,因为它具有其它载体所不能代替的独特的功能——资政,所以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而竭力倡导。清代乾嘉年间所以成为我国编修地方志全盛时期,就在于清廷确信地方志具有独特的资政功能。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、统一台湾后,实行“文治”,他把编修地方志作为推行“文治”的一项重要举措,敕令全国各地修志。

钱大昕在《凤阳县志序》中,深刻地揭示了地方志的资政功能。他说:“志无论大小,皆道之所在。”钱大昕所说的“道”即“经世之道”、“治政之道”。他引用《论语》“贤者识其大者,不贤者识其小者”,认为贤能者都能认识到它在治理政治方面的重大作用。

钱大昕还认为,国史是经国之典,系命脉所在,但国史由于一代浩繁,史官之藉有所不胜,而州县居地一隅,可以条别诸目,琐屑无遗,以补国史之阙。对一地来说,地方志是经地之典,一州一县亦有志,此即诵训道方志之遗志,但“世儒多忽之”,而使他深感遗憾。至于那些“视宦如传舍,公事以吏为师,询以疆域、先民言行,噤不出声”的庸官、昏官,更不懂得这一点。钱大昕说他们都是“异于孔氏之学矣”,是离经背道之辈。他把编修地方志看作儒者治学必修之课,官宦治政必读之书。

“博观约取”为修志首事

任何文字载体的功能,都是由它内容决定的。地方志之所以能成为资政之书,因为它具有丰富翔实,通贯古今自然、社会状况的地情资料,离开了这一点,地方志就失去了生命力。钱大昕深谙此道,他把资料工作置于修志首位,苦心于“博观约取”。他说:“自古史家之患在于不博”,“古人作志必先聚书,惟备万卷之储乃可资考证之益”。(《鄞县志凡例》)

钱大昕的“博观”有三个方面:一是博稽群籍,包括正史、地理书、旧志、名公文集、稗官小说、家传志状,以及金石文字。二是征诸吏牍,包括公署、赋税、户口、兵制等的档案。三是采访乡里,尤其是人物事迹,无不核诸乡评。

“博观”所得资料,总是零星分散、真伪并存。把这些资料,集中筛选、考证、浓缩,钱大昕称之为“约取”。它有两个方面的要求:一是考证史实,即去伪存真。他强调方志所载,应言必有据,所载史料都要征信无疑,未经征信,宁缺勿载。二是剪载史料,即去粗取精,言必及义。他说:“事增非难,增其所当增,勿增其所不当增之为难;文省非难,省其所可省,勿省其所不可省者为难”,(《文集》卷二十八《跋南北史》)意在一事一字都要按义取舍。他指出,“为文之旨有四:曰明道、曰经世、曰阐幽、曰正俗。有是四者而后法律约之,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。”(《文集》卷三十三《与友人书》)

钱大昕主纂的《鄞县志》可谓“博观约取”的典范,全书“辞严事核,质而有文”,“疆域之沿革,农田水利之废兴无不详也;官司人物之贤者、能者,有益于民者以及潜德之幽光,霜闺之贞行,无不甄而著也;庙学、兵防之钜,时俗物产之细,无不广纪而备也,开幽灿然,盈耳溢目。其事核,其文辨,以裁信乎。”(陈钟琛《鄞县志序》)

纂辑撰著随其事之宜

地方志应以纂辑为主或以撰著为主,清代修志诸家颇多争执。史志同源,志承史体,章学诚仿正史之体创“三书”。钱大昕亦参正史之例,采用撰著为主,纂辑为辅,纂辑、撰著一随其事。他主纂《鄞县志》时,凡录正史、地理书、旧志、文集等重大史料,则以纂辑为主,“无语不出于人”,并“于各条之下注明出处,庶无攘善之疑,亦无杜撰之诮”;“凡录公文案牍,注明某衙门来文,某科档案,以凭征询。”(《鄞县志凡例》)但钱大昕更重著述,他说:“《汉书》刊《史记》之文,以从整齐,后代史家之例,皆由此出。《史记》一家之书,《汉书》一代之史。班氏父子,虽采旧闻,别创新意,青出于蓝,固有之矣……大抵《史记》之文,其袭左氏者,必不如左氏。《汉书》之文,其袭《史记》者,必不如《史记》。古人所以词必己出,未有剿说雷同而成一家言者也。”(《文集》卷二十八《跋汉书》)他强调撰著之文应融会群籍,词必己出。此外,他还采用近乎纪传体史书中“书体”,纂辑、撰著兼而有之,即把重要史料略加概括,而“曰据、或曰采,或曰参用,要无失乎古人之本意”(《鄞县志凡例》),这又是个创举。

钱大昕还极为注重方志图表。《鄞县志凡例》谓:“志之有图,如人有眉目。闻志(闻性道《康熙鄞县志》)祗有郡治、县境两图,殊未该备。今按县城为本府附廓,城内外水利关系民生利病,学宫为人士之观瞻,海防为军政之枢要,范氏天一阁图式曾恭呈御览,四明育王、天童,又一方之名山福地,今皆图而列之,俾观者了如指掌。”又置“旧志辨证”,“旧志源流”,以“冗者汰之,阙者补之,伪者正之”,皆更旧例。

据事直书是非自见

钱大昕修志竭力反对春秋褒贬之法,他说:“史家纪事,唯在不虚美、不隐恶,据事直书,是非自见。若各出新意,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,是治丝而棼之也。”他批评欧阳修说:“欧公本纪,颇慕春秋褒贬之法,而其病即在此”(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十三《唐书直笔新例》)。

“春秋笔法”源于孔子作《春秋》,所谓以一字之褒贬,晓以微言大义,而为乱臣贼子惧。这种“劝善以惩恶”的“春秋笔法”历来为史家所称道。而钱大昕则不然,他认为“但使纪事从其实,则万世之下,是非自不能掩,奚庸别为褒贬之词”,并赞扬“夹瘵之不载论赞,允为有识”,“善恶必书,乃良史之职。”(《文集》卷十八《续通志列传总叙》)但钱氏的“纪事从实”并不是追求所谓“纯客观”的记述,他所反对的只是史家根据主观臆断,对客观事物任意修饰、妄加评论。钱氏的这一主张是十分正确的,因为客观事物的是非、善恶不是一开始就能显示出来的,他总得有一个暴露的过程,史家因此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。在客观事物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,史家还没有充分认识之前,即妄加褒贬,难免混淆是非、颠倒黑白,无况任何一位史家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,不同的政治倾向对客观事物的是非、善恶会有不同的,甚至是绝然相反的判断。若不据事直书,而一味追求褒贬,难免有违史实。若史家志力于把客观事物的来龙去脉、兴衰存亡记清楚,则万世以下,是非自不能掩,这完全符合“求实存真”的原则。

方志立传有褒无贬但不能以黑为白

钱大昕对方志人物尤为重视,他说:“史家之例,以立传为重。”(《文集》卷三十五《鄞县志局与同事书》)《鄞县志凡例》共二十五条,人物特例就有八条。首先他指出立传人物史志有别,“盖郡县之志,与国史不同,国史美恶兼书,志则有褒无贬,所以存忠厚也”,“俾后世闻其风者,兴高山景行之悤。”(《文集》卷二十九《跋新县志》)他认为地方志人物立传与国史不同,应以褒扬乡贤为宗旨。第二,立传人物必须“生长是邦,游钓所在”,不能“昧无疆域,滥收以备乡贤之数。”(《鄞县志凡例》)并指出:“魏晋以降,士大夫以门第相尚……虽去其乡国,更数十世,犹必溯其本望”,这是“志乘之陋”而应“庶几一洗。”(《文集》卷三十三《与一统志馆同事书》)第三,立传人物,“不得以名位显贵,唯以政德照著、功德及名者。若名列正史,亦惟据其在鄞事迹书之。”《鄞县志凡例》)。第四,立传人物不能因有褒无贬而“任情爱憎,以黑为白,岂惟公论所在,虽掩亦恐鬼责难逃”而应“不拘一家私乘,古人事迹以正史为凭,若近阙而今增,则必引史传及名人撰述文集,信而可征者,近人则应核诸乡评。若“好采家传,乍阅之风节矫然,徐考之了无实据。假冒官资,造作故事,以子虚亡是之言,欲令千秋尸祝,人心风俗之媮,莫此为甚。“(同上)。第五,传人物不私其亲。他赞扬陆游父子说:“陆氏家世显贵,放翁父子与修此志,而传人物,祗及左丞佃一人。古人志乘,皆寓史法,不私其亲如此。近代士大夫,一入志局,必欲使其祖父亲党,一一而厕名卷中,於是儒林文苑,车载斗量,徒为后人覆瓿之用矣。”(《文集》卷二十九《跋会稽志》)第六,传主不立标目。他说:“元人不通史法,乃特创道学之名,欲之尊异程朱诸人,后来无可充道学者,而无识之辈,竞以儒林为荣。《嘉靖志》指嘉靖《鄞县志》)於儒林、文苑外,更增淳德、隽异之名,尤为冗设。”他主张“总题之曰人物,但以时代为次,不分优劣,既遵古代,又息争端。”(《文集》卷三十五)第七,“名宦人物见存者,例不立传”,“惟贞节之妇已邀旌表者俱得立传,更有身处穷乡,无力阐扬而行义灼然,众所共信者,亦皆兼录,以慰苦节。”(《鄞县志凡例》)钱大昕“以慰贞节”,破了生不立传之例,亦有新意。

钱大昕的方志学说,散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,笔者只在《潜研堂文集》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和《鄞县志凡例》中拾得片言只字,仅为引起方志界同仁对钱氏方志学说的重视,不避粗陋,略陈窥见。

(转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的《古籍整理》1989年第三、四期合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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